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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风 [先秦] 诗经

发表时间:2022-02-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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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风自南,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,母氏劬劳。

凯风自南,吹彼棘薪。母氏圣善,我无令人。

爰有寒泉?在浚之下。有子七人,母氏劳苦。

睍睆[1]黄鸟,载好其音。有子七人,莫慰母心。此诗以凯风吹彼棘心开篇,把母亲的抚育比作温暖的南风,把自己弟兄们小时候比作酸枣树的嫩芽,“丛生的”小嫩芽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,全是母亲大人辛勤哺育的功劳。七个儿子一个一个长大成人(材)了,母亲的大恩大德,堪称圣善,儿子却是不孝儿,这就是自责自称,总嫌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,与母亲的养育之恩相比,还差得很远很远,无以为报。从第三章开始,作者又以寒泉比母,以黄鸟比子,作进一步的自我批评。寒泉也成为母爱的代称。寒泉在地下流淌,滋养浚人。母亲生养弟兄七人,至今还如此劳苦,让作儿子的如何心安?黄鸟鸣叫得清丽婉转,尚且如此悦耳动听,为什么七个儿子却不能抚慰母亲那颗饱受孤苦的心呢?诗的前二章的前二句都以凯风吹棘心、棘薪,比喻母养七子。凯风是夏天长养万物的风,用来比喻母亲。棘心,酸枣树初发芽时心赤,喻儿子初生。棘薪,酸枣树长到可以当柴烧,比喻儿子已成长。后两句一方面极言母亲抚养儿子的辛劳,另一方面极言兄弟不成材,反躬以自责。诗以平直的语言传达出孝子婉曲的心意。诗的后二章寒泉、黄鸟作比兴,寒泉在浚邑,水冬夏常冷,宜于夏时,人饮而甘之;而黄鸟清和宛转,鸣于夏木,人听而赏之。诗人以此反衬自己兄弟不能安慰母亲的心。诗中各章前二句,凯风、棘树、寒泉、黄鸟等兴象构成有声有色的夏日景色图。后二句反覆叠唱的无不是孝子对母亲的深情。设喻贴切,用字工稳。诗中虽然没有实写母亲如何辛劳,但母亲的形象还是生动地展现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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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雎 [先秦] 诗经


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
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
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。
窈窕淑女,寤寐求之。
求之不得,寤寐思服。
悠哉悠哉,辗转反侧。
参差荇菜,左右采之。
窈窕淑女,琴瑟友之。
参差荇菜,左右芼之。
窈窕淑女,钟鼓乐之。【注释】:
雎鸠:水鸟名,即鱼鹰。传说它们情意专一
逑:(雔)之借字,(雔),双鸟之意
荇菜:水草名
寤:睡醒,寐:睡眠
[1]:音帽,有选择之意
《关雎》是《风》之始也,也是《诗经》第一篇。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,说明对它评价很高。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曾经记述说:“《易》基乾坤,《诗》始《关雎》,《书》美厘降……夫妇之际,人道之大伦也。”又《汉书·匡衡传》记载匡衡疏云:“匹配之际,生民之始,万福之原。婚姻之礼正,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孔子论《诗》,一般都是以《关雎》为始。……此纲纪之首,王教之端也。”他们的着眼点是迂腐的,但对诗的本义的概括却基本正确。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。这关系到我们对《风》的理解。朱熹《诗集传》“序”说:“凡诗之所谓风者,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,所谓男女相与咏歌,各言其情者也。”又郑樵《通志·乐略·正声序论》说:“《诗》在于声,不在于义,犹今都邑有新声,巷陌竞歌之,岂为其辞义之美哉?直为其声新耳。”朱熹是从诗义方面论述的,郑樵则从声调方面进行解释。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,可以认为《风》是一种用地方声调歌唱的表达男女爱情的歌谣。尽管朱熹对《关雎》主题的解释并不如此,但从《关雎》的具体表现看,它确是男女言情之作,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爱情的追求。其声、情、文、义俱佳,足以为《风》之始,三百篇之冠。孔子说: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此后,人们评《关雎》,皆“折中于夫子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。但《关雎》究竟如何呢?
这首诗原是三章:一章四句,二章八句,三章八句。郑玄从文义上将后二章又各分为两章,共五章,每章四句。现在用郑玄的分法。第一章雎鸠和鸣于河之洲上,其兴淑女配偶不乱,是君子的好匹配。这一章的佳处,在于舒缓平正之音,并以音调领起全篇,形成全诗的基调。以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统摄全诗。第二章的“参差荇菜”承“关关雎鸠”而来,也是以洲上生长之物即景生情。“流”,《毛传》训为“求”,不确。因为下文“寤寐求之”已有“求”字,此处不当再有“求”义,应作流动讲。这是以荇菜流动从而比喻淑女的难求。“求”字是全篇的中心,通首诗都在表现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过程,即从深切的思慕到实现结婚的愿望。第三章抒发求之而不得的忧思。这是一篇的关键,最能体现全诗精神。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评云:“前后四章,章四句,辞义悉协。今夹此四句于‘寤寐求之’之下,‘友之’、‘乐之’二章之上,承上递下,通篇精神全在此处。盖必著此四句,方使下‘友’、‘乐’二义快足满意。若无此,则上之云‘求’,下之云‘友’、‘乐’,气势弱而不振矣。此古人文章争扼要法,其调亦迫促,与前后平缓之音别。”姚氏对本章在全诗中的重要性分析最为精当。应当补充者,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气,而且写出了生动逼真的形象,即王士祯《渔洋诗话》所谓“《诗》三百篇真如画工之肖物”。林义光《诗经通解》说:“寐始觉而辗转反侧,则身犹在床。”这种对思念情人的心思的描写,可谓“哀而不伤”者也。第四、五章写求而得之的喜悦。“琴瑟友之”、“钟鼓乐之”,都是既得之后的情景。曰“友”,曰“乐”,用字自有轻重、深浅不同。极写快兴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,所谓“乐而不淫”。通篇诗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和追求过程,写求之而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。
这诗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兴寄,《毛传》云:“兴也。”什么是“兴”?孔颖达的解释最得要领,他在《毛诗正义》中说:“‘兴’者,起也。取譬引类,起发己心,《诗》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,皆‘兴’辞也。”所谓“兴”,即先从别的景物引起所咏之物,以为寄托。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。如此诗以雎鸠之“挚而有别”,兴淑女应配君子;以荇菜流动无方,兴淑女之难求;又以荇菜既得而“采之”、“芼之”,兴淑女既得而“友之”、“乐之”等。这种手法的优点在于寄托深远,能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。
这首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,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。如“窈窕”是叠韵;“参差”是双声;“辗转”既是双声又是叠韵。用这类词儿修饰动作,如“辗转反侧”;摹拟形象,如“窈窕淑女”;描写景物,如“参差荇菜”,无不活泼逼真,声情并茂。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云:“上古之时,……谣谚之音,多循天籁之自然,其所以能谐音律者,一由句各叶韵,二由语句之间多用叠韵双声之字。”此诗虽非句各叶韵,但对双声叠韵连绵字的运用,却保持了古代诗歌淳朴自然的风格。
用韵方面,这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。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。而且全篇三次换韵,又有虚字脚“之”字不入韵,而以虚字的前一字为韵。这种在用韵方面的参差变化,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。
对《关雎》,我们应当从诗义和音乐两方面去理解。就诗义而言,它是“民俗歌谣”,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作为民俗反映出来的。相传古人在仲春之月有会合男女的习俗。《周礼·地官·媒氏》云:“媒氏(即媒官)掌万民之判(配合)。……中春(二月)之月,令会男女,于是时也,奔者不禁(不禁止奔);若无故而不用令者,罚之,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。”《关雎》所咏未必就是这段史事的记实,但这段史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男女相会、互相爱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尚。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社会生活,对社会风俗习尚的描写能更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,使社会生活融汇于社会风习的画面中,从而就更有真实感。《关雎》就是把古代男女恋情作为社会风俗习尚描写出来的。就乐调而言,全诗重章叠句都是为了合乐而形成的。郑樵《通志·乐略·正声序论》云:“凡律其辞,则谓之诗,声其诗,则谓之歌,作诗未有不歌者也。”郑樵特别强调声律的重要性。凡古代活的有生气的诗歌,往往都可以歌唱,并且重视声调的和谐。《关雎》重章叠句的运用,说明它是可歌的,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诗歌。当然,《关雎》是把表达诗义和疾徐声调结合起来,以声调传达诗义。郑玄《诗谱序》云:“《虞书》曰:‘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。’然则诗之道,放于此乎?”
(选自《中华文学鉴赏宝库》,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)
(聂石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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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关关:水鸟叫声。雎(音居)鸠:水鸟,一名王雎,状类凫鹥,生有定偶,常并游。
2.洲:河中沙洲。
3.窈窕:美心为窈,美状为窕。淑:善,好。
4.好逑(qiú):理想的配偶。逑,配偶。
5.参差:长短不齐。荇(xìnɡ杏)菜:多年生水草,夏天开黄色花,嫩叶可食。
6.流:顺水势采摘。
7.寤(wù务):睡醒;寐:睡着。
8.思:语助。服:思念、牵挂。
9.悠:忧思貌。
10.辗:半转。反侧:反身,侧身。
11.友:交好。
12.芼(mào):选择,采摘。
题解:诗人对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的恋歌
译文:
雎鸠关关在歌唱,
在那河中小岛上。
善良美丽的少女,
小伙理想的对象。
长长短短鲜荇菜,
顺流两边去采收。
善良美丽的少女,
朝朝暮暮想追求。
追求没能如心愿,
日夜心头在挂牵。
长夜漫漫不到头,
翻来复去难成眠。
长长短短鲜荇菜,
两手左右去采摘。
善良美丽的少女,
弹琴鼓瑟表爱慕。
长长短短鲜荇菜,
两边仔细来挑选。
善良美丽的少女,
钟声换来她笑颜。
【赏析一】
诗文欣赏说《诗经·关雎》
吴小如
^^1
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,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。尤其是讲《诗三百篇》中的作品,首先须通训诂,其次还要明诗旨。因为风、雅、颂距今已远,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、词的训诂之中。加以旧时奉三百篇为经典,古人说诗每多附会;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,必须拨云见日,始能领会诗情。这里姑以《关雎》为例而申说之,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。
时至今日,大约没有人再相信《毛诗序》所谓“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”一类的话了。说《关雎》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,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。但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(包括司马迁、刘向)说此诗,都以为它意存讽刺。这又该作何解释?另外,古人很强调“四始”说(即《关雎》为“风”之始,《鹿鸣》为“小雅”之始,《文王》为“大雅”之始,《清庙》为“颂”之始),认为把《关雎》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,是有意义的,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。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。
我以为,无论今文学派的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诗也好,古文学派的《毛诗》也好,他们解诗,都存在两个问题: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“国风”是民歌,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、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、夫人身上;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。三家诗看到《关雎》中有“求之不得,寤寐思服;悠哉悠哉,展转反侧”的话,便扯到周康王身上,说诗意是讽刺他“失德晏起”,正如司马迁在《十二诸侯年表序》中所说:“周道缺,诗人本之衽席,《关雎》作。”而后来的《毛诗》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,于是一反今文家法,大讲“后妃之德”云云,目的在于说它不是刺诗而是赞美之辞。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,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,则三家诗也好,《毛诗》也好,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,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。
至于把《关雎》列为“国风”之始,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。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,认为《三百篇》所以被保存下来,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,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。我则以为,从《三百篇》的内容看,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,所配之乐,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,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。《关雎》之所以为“风”之始,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。由于诗中有“琴瑟友之”、“钟鼓乐之”的词句,很适合结婚时歌唱,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、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,而沿用为结婚时的奏鸣曲。盖因恋爱而“寤寐思服”、“展转反侧”乃人之常情,故虽哀而不伤(“哀”有动听感人的意思);夫妇结婚原属正理,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,故虽乐而不淫。这样,自然就把它列为“国风”之首了。直到今日,我们遇到喜庆节日,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,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,取其顺心如意。这并不是什么迷信,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。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,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,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,总是招人憎厌的。《三百篇》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,当然要图个吉利,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。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,即从人情之常来讲,也是理当如此。
^^2
从古以来,《关雎》就有两种分章的方式。一种是每四句为一章,全诗共五章。另一种是分为三章,第一章四句,第二、第三章各八句。从文义看,我倾向于第二种分法。第一章是总述,态度比较客观;第二、三章则从男主人公方面落笔,先说他在未得淑女时思念之苦,连觉也睡不着;然后再说他求得淑女与之成婚以后,他将千方百计同她鱼水和谐,使她心情欢乐舒畅。如果说第二章近于现实主义的描写,那么第三章便带有浪漫主义情调,抒情主人公乃为爱情获得成功的美好前景而陶醉了。
讲到这首诗的表现形式,历来也有两种意见。即在赋、比、兴几种表现手法中,有人认为“关关雎鸠”两句和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”等描写是比兴,由河洲的禽鸟和水中的荇菜“兴”起君子求淑女的愿望,这就是诗的主题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诗干脆自始至终都是“赋”。而说它的手法是“赋”的,又有两种解释。一是古人旧说,认为采荇菜的活动本是贵族妇女(包括后妃以及嫔妾)应做的“本职工作”,所以是“赋”;二是今人新说,认为这是一首写实的情歌,小伙子看上了河上采荇菜的劳动少女,于是表示了爱慕之情,无论“雎鸠”的鸣声也好,采荇菜的场面也好,都是“君子”身临其境耳闻目见的,当然属于“直陈其事”的“赋”了。这些说法都能言之成理,读者不妨互参。
不过如让我讲这首诗,我倒比较倾向于“比兴”说。所谓比兴手法,特别是“兴”,并不是诗人在实际生活之外凭空找来点什么填塞入诗,而是以即目所见、倾耳所闻的当前实际景物做为抒发思想感情的媒介,顺带着产生了联想。我们可以承认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是诗人眼前实景,但这一对在河洲上互相依偎着一唱一和的水鸟,自然会引起未婚青年男子迫切寻找淑女以为配偶的强烈意愿。诗人在选择诗料时单单看中了“关关雎鸠”,这本身就体现了“比兴”的作用。否则诗人为什么不写别的呢?换言之,也只有写互相鸣和的一对水禽才与这首诗的主题合拍,才算得上典型化。如果硬把它限制在“赋”的框框里,反倒近于自然主义的解释了。
我把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”以及“采之”、“芼之”也讲成比兴手法,是以字、词的训诂为依据的。古人大都把“流”、“采”、“芼”讲成同义词,即都有“寻求”、“采摘”和“择取”的意思。“流”之训“求”,从西汉的刘向(他是治《鲁诗》的),东汉的高诱(说详《吕氏春秋注》),到清代的马瑞辰(著有《毛诗传笺通释》),都有考证,而且比较可信。比如《说苑》中《越人歌》的汉译就有一句“搴流中洲”(这一句是经过校订的),这里的“搴流”即为同义复合词,“搴”和“流”都作采摘讲。可是朱熹的《诗集传》则兼用“流”字本义,认为这句是指顺着流水去择取荇菜。此说虽遭清人(如姚际恒)非议,我倒觉得朱熹的讲法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。至于“芼”,旧注亦训“择”,朱熹却据董逌《广川诗故》解“芼”为“熟而荐之”。我觉得此解亦近理。在现代汉语中,特别是北京方言,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“芼”(mào)一下的说法。即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,“芼”之使熟,随即捞出。由此可见,荇菜的从“流”到“采”,从“采”到“芼”,是循序渐进的过程。“左右”本指人的左右手,引申为左右两边。人们劳动,大抵双手兼用,尤其是采摘或捧掬菜蔬的时候,总是左右手同时并举。这也属生活常识,无劳辞费。
训诂既明,然后讲诗。荇菜之被采摘,犹淑女之被君子所选中。开始采时,在水中左一把右一把,顺水捞来捞去,方向无定;一似男之求女,一上来还没有找到明确目标,只能慢慢物色,宛如在水中寻求中意的荇菜。及至“采”时,则目标已明,看准后便采到手了。既采之后,就要“芼”它一下,使之成为可食之物,亦即是说只等婚期一到,共同生活便将开始了。我所以把它讲成比兴,正是从字、词的训诂上体会出来的。
^^3
下面简单谈谈这首诗的艺术特点。此诗言切而意婉,尤其是第三章,男主人公对所思女子真是设想得体贴入微,关怀备至。第一章“窈窕淑女”二句,直往直来,连个小弯儿也不拐。但从第二章起,细节描写增多了,小伙子由于“寤寐思服”,彻夜翻来覆去,睡不踏实,这确是真情流露。越睡不安稳,越是心潮起伏;而人在恋爱时总是好往乐观处想,于是他想到将来结婚时场面多么热闹,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谐,生活多么美满幸福。这一切遐想,都是从“悠哉悠哉,展转反侧”的失眠中幻化出来的。虽说是主观的一厢情愿,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。后来的剧作家代剧中人立言,说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”,反嫌说得太露;而《关雎》的作者却以丰富而圆满的想象来填充眼前无可排遣的相思,这真是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了。难得的是这乃属于典型的东方式的、我国传统的正常恋爱观,即他所盼望的是同淑女成为夫妇(用“好逑”字样可证),而不仅仅是做为情侣(这同《郑风》里的作品就不同了!),这固然有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,却也体现了汉民族的传统特色。
1950年我曾在大学里教过一年《毛诗》专题课,承废名师(冯文炳先生)把他的讲义手稿惠借给我,其中讲《关雎》的一段居然幸存至今,谨转录于下即做为这篇小文的结束:
“兴”是现实主义的技巧,是不错的。这首诗即河洲之物而起兴,显见为民间产物;采荇尤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(可能是女性)。我们对于采荇不免陌生,但采莲蓬、采藕、采菱的生活我们能体会。先是顺流而取,再则采到手,再则煮熟了端上来。表示虽然一件小小事情也不容易做(正是劳动的真精神),这就象征了君子求淑女的心情与周折。等到生米煮成熟饭,正是“钟鼓乐之”的时候了,意味该多么深长!同时这种工作是眼前事实,并非虚拟幻想,一面写实一面又象征,此所以为比兴之正格,这才是中国诗的长处。后妃固然主德,但后妃哪里梦见“采荇”的乐趣,也未必看得见“雎鸠”的比翼双飞。不过采诗入乐,“太师”的眼光总算够好的。可惜古人不懂得“向人民学习”罢了。(小如按:此段文字乃转摘自我的一份劫后残存的讲稿中,当时是把先生的意思做为自己的话写下来的,因此可能与原文略有出入,读者鉴之。)
【赏析三】
《关雎》这首短小的诗篇,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。它是《诗经》的第一篇,而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。虽然从性质上判断,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,但作为书面记载,却是较迟的事情。所以差不多可以说,你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,首先遇到的就是《关雎》。
当初编纂《诗经》的人,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呢?这已不得而知。但至少后人的理解,并不认为《关雎》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。孔子《论语》中多次提到《诗》(即《诗经》),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,却只有《关雎》一篇,谓之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。在他看来,《关雎》是表现“中庸”之德的典范。而汉儒的《毛诗序》又说:“《风》之始也,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,用之邦国焉。”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:在古人看来,夫妇为人伦之始,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,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。《毛诗序》的作者认为,《关雎》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,所以才被列为“《风》之始”。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,既适用于“乡人”即普通百姓,也适用于“邦国”即统治阶层。如此说来,《关雎》之义大矣!这种理解究竟有多少道理呢?我们暂且撇下,先从诗歌本身说起。
《关雎》的内容其实很单纯,是写一个“君子”对“淑女”的追求,写他得不到“淑女”时心里苦恼,翻来覆去睡不着觉;得到了“淑女”就很开心,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,并以此让“淑女”快乐。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:“君子”在《诗经》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,而且这位“君子”家备琴瑟钟鼓之乐,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。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“民间情歌”,恐怕不对头,它所描绘的显然是贵族阶层的生活。另外,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,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。据我看来,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,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、祝颂婚姻美好的。《诗经·国风》中的很多歌谣,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、娱乐功能,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,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,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。我们把《关雎》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,从“窍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唱到“琴瑟友之”、“钟鼓乐之”,不也是喜气洋洋的,很合适吗?
当然这首诗本身,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。之所以如此,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。就是在现代,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,也总要等他先开口,古人更是如此。娶个新娘回来,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,是君子的好配偶,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,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。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,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,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。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,从见关雎而思淑女,到结成琴瑟之好,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:得来不易的东西,才特别可贵,特别让人高兴呀!
那么,这首诗又有什么样的特点,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呢?首先,它所写的爱情,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,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,不是青年男女之问短暂的邂逅、一时的激情。这种明确指向婚姻、表示负责任的爱情,更为社会所赞同。其次,它所写的男女双方,乃是“君子”和“淑女”,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。“君子”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,而“窈窕淑女”,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。这里“君子”与“淑女”的结合,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。再次,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。细读可以注意到,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,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。“淑女”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,“君子”的相思,也只是独自在那里“辗转反侧”,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,好像完全不曾想到,爱得很守规矩。这样一种恋爱,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(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),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,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,也不致过于激烈。以上种种特点,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,那种场合,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。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,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、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,《毛诗序》则把它推许为可以“风天下而正夫妇”的道德教材。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,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。
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,有其很深的道理。在第一层意义上说,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,在古代,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,意义至为重大。在第二层意义上,所谓“夫妇之德”,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。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”(《札记·礼运》),孔夫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(当然首先要有饭吃),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、活跃、强烈得多,它对生活规范、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,老夫子也曾感叹: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。”(《论语》)所以一切克制、一切修养,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。这当然是必要的,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,却是复杂的问题,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、政治结构、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,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。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,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。相反,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、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,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。回到《关雎》,它所歌颂的,是一种感情克制、行为谨慎、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,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,是“正夫妇”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。
由于《关雎》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,有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,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,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,加以引申发挥,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,也常打着《关雎》的权威旗帜,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。譬如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,在被锁深闺、为怀春之情而痛苦时,就从《关雎》中为自己的人生梦想找出了理由——当然,实际上她已经走得很远了。(骆玉明)

式微 [先秦] 诗经


式微,式微!胡不归?微君之故,胡为乎中露!式微,式微!胡不归?微君之躬,胡为乎泥中!作品赏析全诗只有短短二章,都以“式微,式微,胡不归”起调:天黑了,天黑了,为什么还不回家?诗人紧接着便交待了原因:“微君之故,胡为乎中露”;“微君之躬,胡为乎泥中”。意思是说,为了君主的事情,为了养活他们的贵体,才不得不终年累月、昼夜不辍地在露水和泥浆中奔波劳作。然而,《式微》诗上下二章只变换了两处文字,但就在这巧妙的变换中,体现出了作者用词的独具匠心。其一,一章“微君之故”和二章“微君之躬”。上下章只变换“故”“躬”两字,却使诗歌语义饱满、押韵和谐。“微君之故”,朱熹《诗集传》释为:“我若非以君之故”;“微君之躬”,“躬”是“躳”的异体,《尔雅·释言》:“躬,身也。”躬、身二字互训,故“躬”即自身也,也即“君”。“微君之躬”即“我若无君”。上章言“我若非以君之故”,下章言“我若无君”。上下章表达相同的意思却运用不同的字眼,把作者委婉含蓄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其二,一章“胡为乎中露”和二章“胡为乎泥中”。“露”为“路”的假借字。《尔雅·释名》:“路,露也。言人所践蹈而露见也。”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:“‘泥中’犹言泥涂也。”按:“中露”也即今俗语所谓心里沉沉的,像被什么东西堵得慌;“泥中”犹今所谓陷入泥中而不能自拔。因此“中露”、“泥中”是虚写而非实写,上下章可互相补充理解。同时,作者字数的变换中,始终不忘记押韵的和谐。一章“故”、“露”为阴声“鱼”韵和入声“铎”韵同用;二章“躬”、“中”押阴声“侵”部韵。此两句在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同时,又能押韵和谐字数整齐,有一箭双雕之功效。短短二章,寥寥几句,受奴役者的非人处境以及他们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懑,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由是,重章换字,押韵和谐。体现了一唱三叹、余味无穷的特色。体现了《诗经》精巧凝练的语言,兼有长短的句式,节奏感强。《式微》诗短短32个字,就包含了三言、四言和五言等多种变化,工整与灵活相整合,参差错落,能极力地表达女主人公思想感情的起伏。而其句式的选择又是随着诗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而灵活变化的,增强了诗的节奏感。总之,《式微》运用语言的艺术,非但韵律和谐优美,而且用词精巧。在艺术上,这首诗以设问强化语言效果。从全诗看,“式微,式微,胡不归”,并不是有疑而问,而是胸中早有定见的故意设问。诗人遭受统治者的压迫,夜以继日地在野外干活,有家不能回,苦不堪言,自然要倾吐心中的牢骚不平,但如果是正言直述,则易于穷尽,采用这种虽无疑而故作有疑的设问形式,使诗篇显得宛转而有情致,同时也引人注意,启人以思,所谓不言怨而怨自深矣。正是因为这些修辞手法的巧妙使用,才使《式微》一诗“境界具于词语之外,愈反复看去,愈觉其含义无穷。”

蓼莪 [先秦] 诗经


蓼蓼者莪,匪莪伊蒿。

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。

蓼蓼者莪,匪莪伊蔚。

哀哀父母,生我劳瘁。

瓶之罄矣,维罍之耻。

鲜民之生,不如死之久矣。

无父何怙,无母何恃。

出则衔恤,入则靡至。

父兮生我,母兮鞠我。

拊我畜我,长我育我。

顾我复我,出入腹我。

欲报之德,昊天罔极。

南山烈烈,飘风发发。

民莫不榖,我独何害。

南山律律,飘风弗弗。

民莫不谷,我独不卒。《毛诗序》说此诗“刺幽王也,民人劳苦,孝子不得终养尔”,只有最后一句是中的之言,至于“刺幽王,民人劳苦”云云,正如欧阳修所说“非诗人本意”(《诗本义》),诗人所抒发的只是不能终养父母的痛极之情。此诗六章,似是悼念父母的祭歌,分三层意思:首两章是第一层,写父母生养“我”辛苦劳累。头两句以比引出,诗人见蒿与蔚,却错当莪,于是心有所动,遂以为比。莪香美可食用,并且环根丛生,故又名抱娘蒿,喻人成材且孝顺;而蒿与蔚,皆散生,蒿粗恶不可食用,蔚既不能食用又结子,故称牡蒿,蒿、蔚喻不成材且不能尽孝。诗人有感于此,借以自责不成材又不能终养尽孝。后两句承此思言及父母养大自己不易,费心劳力,吃尽苦头。朱熹于此指出:“言昔谓之莪,而今非莪也,特蒿而已。以比父母生我以为美材,可赖以终其身,而今乃不得其养以死。于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劳而重自哀伤也。”(《诗集传》)中间两章是第二层,写儿子失去双亲的痛苦和父母对儿子的深爱。第三章头两句以瓶喻父母,以罍喻子。因瓶从罍中汲水,瓶空是罍无储水可汲,所以为耻,用以比喻子无以赡养父母,没有尽到应有的孝心而感到羞耻。句中设喻是取瓶罍相资之意,非取大小之义。“鲜民”以下六句诉述失去父母后的孤身生活与感情折磨。汉乐府诗《孤儿行》说“居生不乐,不如早去从地下黄泉”,那是受到兄嫂虐待产生的想法,而此诗悲叹孤苦伶仃,无所依傍,痛不欲生,完全是出于对父母的亲情。诗人与父母相依为命,失去父母,没有了家庭的温暖,以至于有家好像无家。曹粹中说:“以无怙恃,故谓之鲜民。孝子出必告,反必面,今出而无所告,故衔恤。上堂人室而不见,故靡至也。”(转引自戴震《毛诗补传》)理解颇有参考价值。第四章前六句一一叙述父母对“我”的养育抚爱,这是把首两章说的“劬劳”、“劳瘁”具体化。诗人一连用了生、鞠、拊、畜、长、育、顾、复、腹九个动词和九个“我”字,语拙情真,言直意切,絮絮叨叨,不厌其烦,声促调急,确如哭诉一般。如果借现代京剧唱词“声声泪,字字血”来形容,那是最恰切不过了。姚际恒说:“勾人眼泪全在此无数‘我’字。”(《诗经通论》)这章最后两句,诗人因不得奉养父母,报大恩于万一,痛极而归咎于天,责其变化无常,夺去父母生命,致使“我”欲报不能!后两章第三层正承此而来,抒写遭遇不幸。头两句诗人以眼见的南山艰危难越,耳闻的飙风呼啸扑来起兴,创造了困厄危艰、肃杀悲凉的气氛,象征自己遭遇父母双亡的巨痛与凄凉,也是诗人悲怆伤痛心情的外化。四个入声字重叠:烈烈、发发、律律、弗弗,加重了哀思,读来如呜咽一般。后两句是无可奈何的怨嗟,方玉润说:“以众衬己,见己之抱恨独深。”(《诗经原始》)赋比兴交替使用是此诗写作一大特色,丰坊《诗说》云:“是诗前三章皆先比而后赋也;四章赋也;五、六章皆兴也。”后两章也应该说是“先兴后赋”。三种表现方法灵活运用,前后呼应,抒情起伏跌宕,回旋往复,传达孤子哀伤情思,可谓珠落玉盘,运转自如,艺术感染力强烈。《晋书·孝友传》载王裒因痛父无罪处死,隐居教授,“及读《诗》至‘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’,未尝不三复流涕,门人受业者并废《蓼莪》之篇”;又《齐书·高逸传》载顾欢在天台山授徒,因“早孤,每读《诗》至‘哀哀父母’,辄执书恸泣,学者由是废《蓼莪》”,类似记载尚有,不必枚举。子女赡养父母,孝敬父母,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,实际也应该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义务,而此诗则是以充沛情感表现这一美德最早的文学作品,对后世影响极大,不仅在诗文赋中常有引用,甚至在朝廷下的诏书中也屡屡言及。《诗经》这部典籍对民族心理、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。